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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

日期:2018-06-14     组别:语文组     作者:罗进近     浏览量:25

原君篇解读

——《明夷待访录》读书笔记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在人类社会的初始时期,人都按各自的私和利行事,但天下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消除它。这一观点类似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的“人类早期的自然状态说”。相同之处是,两人都认为这种状态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是必要的。但这种状态毕竟是原始的不文明的,因此,接下去的论述就显出了中西思想家的差异,黄宗曦也看到了人类初始状态的弊端,即对天下的利弊不能进行有效的管控,完全听其自然,也就是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但黄宗曦却不能对此状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所以。这当然怪不得黄宗曦,因为东方文化鲜有演绎归纳、推理分析之类的逻辑思维,也就是缺乏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而霍布斯(与黄宗曦可谓同时代人)却已经是一位机械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了。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每个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样东西,也有拿取每样东西的权力,但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就有持续的、基于权力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状态下的人类是“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又短命”。那么,人类是如何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呢?霍布斯将其归结为“社会契约”,即个人将自己的自然权利托付给一个强大的权威(利维坦),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人的最大的私和利)得到保障。而黄宗曦对此问题只好留下空白,忽略而过,并将其归因于圣贤的出现。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

黄宗曦此谓有人者出,当指上古时期的五帝三皇,亦即三代之治。中国人一直以为这是中国社会最好的时期,之后便进入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所谓克已复礼,即是复西周之礼。杜甫亦有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黄宗曦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无例外。但黄宗曦接着又认为传说中的五帝(前三帝)是神而不是人,这样的帝王是上苍的恩赐,非天下之常人所情愿的。而到了许由、务光、尧舜们,则为人君,故也显示出了人自私自利的一面,跟我们现在的人也差不多,只是比一般人高尚如君子罢了。

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这段话在逻辑上似乎有点问题,也就是按现在历史学家对中国上古时期的解释,商之前的历史因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而不能算作真正的历史,只是神话传说而已。但黄宗羲却将同样的五帝表述为二种帝王,一种表述为“有人者出”,或指黄帝、颛顼、帝喾,另一种表述为古之人君,即指许由、务光、尧、舜、禹。因为传说的不同,黄宗羲将前三帝视为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而后二帝则充满了常人之情,而禹已经是三皇之帝了。当然,黄宗羲如此表述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区别“后之为人君者”,二是强调没有私利的人是不真实,不具有普遍性的,且人君也一样可以有私利,只是不能象后来的人君那样将天下的利视为己利。

但三代之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黄宗羲不像孔子那样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或者至少不以人是否喻于义或喻于利作为君子与小人划分的标准,因为人在本质上都是自私自利的——这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个说法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亚当斯密“经济人”的观点了。问题在于你君主自己私了利了,却不让天下的人自私自利,还以天下为公的名义欺骗百姓、盘剥百姓,这难道还不是天下之大害么?有意思的是,上述中,黄宗羲还提到一个“权字,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也就是说,天下是存在利与害的,但这个利害如何分配、如何处置却是我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君主有这个权力并希望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如果仅是希望,仅是内心的想法,从人都是自私的这一点讲,亦无不可。否则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后之为人君怎么也亦无不可呢?再结合下面《原臣》、《原法》二篇看,黄宗羲的意思就更加明了了:光有这样的君主问题还不大,问题是所有的臣都是帮着君主去实现“天下之利尽归己”的理想,更加不幸的是,国家的法律也是根据君主的这一理想制定的。因此,这个“权”字,似乎意味着黄宗羲已经将国家治理从道德层面上升到真正的政治层面。令人联想到马克思对十六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马基亚维利的一番评论: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同时还指出马基亚维里及其以后的一些近代思想家使政治研究独立于道德,他说:“从近代马基雅维里……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当然,中国向来没有神学传统,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却是一直延续至今,唯黄宗羲却是系统地、有意识地独辟蹊径。或者换作谭嗣同的说法,孔孟之后就没有什么书好读了,如一定要读,就好比是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实在是徒劳无益的。希望其中万一有相当于孔教的,那么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还差不多,其次就是王船山的《遗书》,这两本书都是对君民关系有着深切之痛啊。

始而慙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傅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结合上文看,黄宗羲也并非一开始就把君主描绘成天下之大盗,且最初即使有把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想法也未尝不可,后来果真如愿以偿,也是“始而慙焉,久而安焉在未得之前,不择手段地博我一人之产业,对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也从不感到惨然,恻隐之心尽失。待得天下之后,依然敲剥百姓还视为当然。这看上去好象是由于君主们道德堕落所致,但黄宗羲早已无意将希望寄托在君主的道德净化上,而将矛头直指君主的合法性上。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并非黄宗羲首创,或是说他的这一点观点是承袭了思孟一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并引申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但黄宗羲的伟大之处在于理清了君如何得民心的法理逻辑和路径。也就是:前提是,自私自利乃人之本性。论证一,向使无君,人们尚能各得自私,各得自利;论证二,后之为人君者,让人们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这样的君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汤武革命也是天经地义;结论是,让天下的人更好地自私,更好地自利,这才是设君之道,即原君。这个说法跟卢梭的“主权在民”说当是异曲同工了。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这段文字我把它理解为:古代的君王受人爱戴并不为过,就象现在的君王被视作盗贼一样有它的道理。然而,君主们后来发现,恩威并重是专制统治的不二法宝。恩即是恩赐,君主既视天下为己有,自然有权根据自己的好恶派发各种利益。威即权威,它由二方面组成,一是将自己假托为天子,打扮为圣人,用福泽渝吉的话说则是,君主一身兼有父母、教师、神佛三种职责。那个被孔子津津乐道的“礼乐”,在福泽渝吉看来也不过是服务于君主恩威统治的副产品罢了。他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写道:“礼”就是以尊重长上为主,使人民自然地知道君威尊贵,“乐”就是在默默之中和谐愚民,使其自然产生景仰君德的感情。以礼乐征服人民的思想,以征伐制服人民的膂力,使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各安其所,褒扬善者以满足人民的喜悦心情,惩罚恶者以警戒人民的恐惧心情,如此恩威并用,人民便似乎感觉不到痛苦了。然而这一切都是由君主决定的。恰如遭遇自然灾害,或遇到偶然的幸福一样,同是莫明其妙的,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出于偶然。这样一国君主既然成了祸福的主宰,人民也就自然把君主当做超人来景仰了”。

黄宗羲虽然也看到了小儒们倡导的“君臣之义”事实上成了专制统治的卫道士,却没有意识到君主们的恩威并治是因,小儒们的“敲脚”只是果而已。尊孔废孟同样不过是君主们出于恩威并治之需罢了。对此,福泽渝吉则如是说:“孔子也未能摆脱君臣之伦的迷惑,说明其亦是为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主观地断定立国之道一定要有君臣。其实却是本末倒置: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凡可以修正改革的事物就不是天然的规律”。他还斩钉截铁地得出如下结论:“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福泽渝吉毕竟不是华夏血统,他没有必要象黄宗羲那样对孔子恭敬有加,而把敲脚的罪过推到“小儒”们身上。不过从内心上说,黄宗羲也早已有了同福泽渝吉一样的想法。

    威的另一面便是惩罚,因为君主同样有权降祸害于任何人。而在马基亚维利看来,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对恩威并治这一点,福泽渝吉还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思想不复杂)。同时,他还比较了日本的情形,“日本在神权政权之前情形与中国同,但到了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了社会的结构,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即神政与武力并重的局面)这形成了自由的空间。为真理的活动开辟了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日本的偶然幸运”。正是这个“偶然的幸运”,才使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可能,而中国的民主政治却一直胎死腹中。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胜,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黄宗羲对人是自私自利的这个观念似乎根深蒂固,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黄宗羲认为,即使我们撇开道德良心也好,被天下人骂作独夫民贼也好,如果这天下之产业真能万世一系,到也怪不得君主们的自私了,用我们余姚话讲,折得转啊。但历史证明是折不转的,因为人都是自私的啊,“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哪怕你用绳子把它捆住,用锁锁牢,所谓一桶江山,凭你一人之智慧也是敌不过天下这么多想要你江山的人。想来,这做帝王的其实也是多么地悲哀。所以说,如果我们明白了做君主的职分,那么大家也不会抢着去做皇帝了,当年许由、务光们的行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当然,要明白君主职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以俄倾之乐换取无穷之悲是不值得的这一道理,就连最愚蠢的人也能懂得。在此,黄宗羲当然不是要对历代帝王一表同情,而是想给当代的帝王敲敲丧钟:这正本清源,明了君主的本来职分,不仅是天下百姓的共同诉求,是人类文明的必由之路,还是你做君主的唯一出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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